毕业那年，小飞和我说决定去北京工作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

从小学认识她起，她就是个很潇洒的人，想去哪里，想做什么，都一定敢去做。

她为老师闯过校长办公室；为照顾同学，大雨天脱了外套跑回家；为打抱不平和男生打过架，而且一点没吃亏。

我至今忘不了小飞翻墙时如履平地的样子，那天我跟在她身后一起翻，结果骑在墙头瑟瑟发抖，一下午没敢跳下来。

因为这些，她有了一个潦草又霸气的绰号：“飞摩托”。在乡下的学校，本名是不重要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贴切的土绰号，似乎这样叫起来才更生动。在别人眼里，也只有摩托这种风驰电掣的交通工具，才配得上形容小飞。

但离开金川前，她说自己其实并不像摩托，更像一朵云。父母不在身边，总觉得自己无所依靠，没有秩序，风怎么吹她就怎么走。

之后的几年，我只见小飞回来过一次。那是去年春节，我在街上远远地认出了她。

“飞摩托！”我拉长声音边喊边跑，“飞摩托！你……”

小飞听到声音，转过身来。

啪！一个清脆的脑瓜崩打断了我。我捂住头，眼冒金星地望着她。

“再不要叫我飞摩托，我叫安逸飞！”她压低了声音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，小飞身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生。

她留着从没梳过的发型，穿着颜色温柔的外套，向男生介绍我，称我为“闺蜜”。

我愣了一下，因为小飞从没这么叫过我，我们之间原本都是互称绰号的。

在一家牛肉面店坐下后，我兴冲冲地问她北京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，什么东西好吃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。

“其实……”茶碗在小飞手里缓缓转着，她的目光落在远处，“我不想留在北京了。”

空气有一瞬沉默。

而后我才知道，前些日子她奶奶过世了，她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回家。她觉得这件事就像多米诺骨牌里倒下的第一张牌，某些说不清的东西，正在徐徐溃散。

小飞说，有这种“溃散”的感觉，或许是离开家以后，也或许是很久前。

我们小时候在一个老龄化的村子里上学，所以自小就知道，世间很多东西都在不断地溃散着。比如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去世了，比如爷爷工作的农具厂倒闭了，再比如做爆米花的那个大叔再也不来了。

也许一开始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同，直到有人为买一盒感冒药跑了几公里，直到没有厂家愿意免费给孩子们做教具，直到攒的玉米粒发了霉都没人来收。

有时候觉得，人走得真快。每次回乡下探亲都不敢细问，害怕某些记忆突然坍塌，害怕某些名字再也不能提起。

“两碗牛大，二细。”小飞取好筷子，熟练地在窗口点了单。

面来了，她没再说话，只是不断地翻搅着。辣椒油流来流去，蒜苗的香味在热气里蒸腾。接着，筷子插入碗底，翘起一大股面，送进嘴里。

面刚入口，小飞就停下动作，揉了一把眼睛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？”她又往碗里倒了些醋，“因为大城市里，很多东西消失得太快了。”

小飞说，一起打工的邻居，还没脸熟就搬走了；楼下的网红店开了没多久，就一家一家地倒闭；喜欢的衣服，没来得及买就已经过时。

某天花了大几十块还没吃饱的时候，她忽然开始疯狂地想念楼下的凉皮和牛肉面。

我恍然明白，她所说的“溃散”是什么了。

那是一种精神秩序的解离。

从小听习惯的口音，吃惯的面食，坐惯的公交车，每天遇到的邻居……无数细微的人和事在记忆里真真切切地扎根着，组成了赖以生存的精神秩序。

或许，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在最熟悉的规则下，才能感受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安稳。

“我以前觉得云自由自在的，但现在，我觉得云也得有秩序。”小飞往嘴里送着面，“不然走得太远，它就散了，没了。或者……就不是它了。”

我看着不停吃面的她，心中暗自了然。

的确，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在不可避免地消失，但在有限的光阴里，或许还能依靠一些暂且“永恒”的东西，让内心多几分踏实。比如楼下的面馆，街边的国槐树，顶着烟囱的冶炼厂房，还有干燥的风，穿着绿色或橙色工装的人群。

有时候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来来往往，如同城市上空飘浮的各种形状的云。他们一起融合，一起被风刮走，一起和冶炼厂飘出的水雾相接，或者隐藏在沙尘背后，又或者在天上涂抹均匀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属于这片戈壁的云，我知道，他们都在漂泊着，或是停留着。在日复一日的漂泊中，我也成了徘徊其中的一朵。

那年，在周围朋友纷纷选择外出时，我通过了金川集团的招聘考试。公园对面卖糖葫芦的奶奶听说后，不停祝贺我。

而在陌生的大都市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汪洋，都在各自的命运里沉浮着。若非熟识，若非同乡，谁又顾得上对匆匆而过的人问一句好，说一句恭喜呢？

“逸飞，吃完饭我们去哪？”我问。

小飞的嘴角有些不自然地抿起，冲我眨眨眼：“你还是……叫我飞摩托吧。”